大概自从 2011 年以来我就基本没有发表过时事评论，主要原因是看透了中大所谓“独立之精神”的虚假本质。但是最近中国发生的一些事情，使得我在做过一些调查后发现，逐渐偏向了魔幻现实主义的道路。现在的中国互联网环境和自由程度，比起我在中大时那几年还要差。

首先是鸿茅毒酒事件。医生在网上发了一个帖子，因为在标题里用了“夸张”的修辞方法（把药酒的危害性夸张成毒酒），而实则是说出了某些人不喜欢听的真相，而被跨省追捕到内蒙古。至于医生收到了什么样的对待无从想象，但仅仅从他离开看守所后所发生的一系列事情不难猜出（创伤应激综合征和道歉信等等）。而我觉得事件中最耸人听闻的是，跨省抓捕医生的警察队伍中居然还有来自鸿茅药酒的高管陪同（来自医生的确认），警察和企业自然矢口否认。事情的结果好像是因为舆论压力导致“证据不全”而放人，而事实上却是医生写了公开道歉信，鲍洪升点了赞。可以说，结果是一次人民和公权力的彻底失败。看遍了报纸，尽管所有人都对鸿茅药酒口诛笔伐，但是事情的结果确实它仍然屹立不倒，事实上似乎没有任何损伤。没有人对它发起任何调查。事情就这样猛然结束了。责任没有得到追究，正义没有得到伸张。更可怕的是，人们理所应当地接受了这样的事实：企业被拎出来被网上评论骂一边后就够了。没有罚款、没有起诉。作为受害人的医生也没有得到任何赔偿。我觉得这并不是由于法制不健全的结果，而是共产党统治下的必然结果。这一点可从共产党章程中了解到。在此时此刻，医生的遭遇并没有代表共产党及广大人民的利益，因此共产党当局没有必要对鸿茅药酒做什么。它让舆论去发酵，让社会自己去惩罚企业，法制是缺席的。反之，如果某个人或者某件事情危害了共产党或者统治阶级的利益（比如孙政才），这时候共产党会立即立刻马上下手控制情况，绕过所有法制，此时法制依然是缺席的。从某种角度来讲，法制在中国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选择性的一小部分。

其次是暴走漫画被封事件。前几天暴漫在今日头条的公众号突然发布了一小段截取自 2014 年某一期的视频，然后被全网封杀。甚至知乎上本来暴漫没有发任何内容，但是知乎也把它封杀了。就好像幼儿园里一群小朋友纷纷痛打落水狗，为了向老师赢得一朵小红花一样。刚好那一期我看过，大概内容是讽刺教科书上一些不合时宜的广告，而教科书上往往歌颂英烈的文章居多，很自然就成了调侃对象。而如果看了全部内容后，很容易就可以看出来，王尼玛讽刺的是教科书里的广告，而不是英烈——任何一个有脑子的人都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但是剪辑的视频偏偏只有后面的部分。而 CEO 本人说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那段视频。姑且认为他的话属实，那整个事情从头到脚都满满写着“阴谋”二字。但不管是不是阴谋，暴漫因为一小段涉嫌侮辱英烈的视频被封杀了却是事实。而各方没有给出封杀的具体理由，只是“涉嫌违规”。英烈保护法这个共产党典型的模糊法律并没有界定什么叫“侮辱英烈”，对着雷锋的画像撒尿可以理解为侮辱英烈，那如果一个不小心在厕所没带纸的少年忍痛撕下教科书里黄继光的那页擦屎，是不是要被抓起来？王尼玛的讽刺视频，用另一种角度理解，反而是在维护英烈的形象不被泛滥的小广告所袭扰，而应该收到表扬。总而言之，这个畸形英烈保护法就是共产党维护统治的另一个有用的工具。表面上弘扬了正能量，鼓舞了大多数事不关己的百姓和既得利益者，同时在关键时刻拿出来肆意践踏言论自由。

最后是滴滴顺丰车谋杀案。这件事把很多人吓得够呛。它跟鸿茅毒酒一样，是一个企业与个人的事件。因此共产党的政府机构在判断了此事并不代表共产党统治阶级的利益以后，决定放任媒体和舆论自行解决。这类案件我觉得在很多国家都会发生。但很难想象如果发生在美国的话，滴滴会毫发无损全身而退，仅仅是改了下产品了事。在我看来滴滴在这件事中应该有主要责任，应该收到当地检察院或者受害人家属的起诉，最后以惩罚性的方式赔偿一大笔钱。这样它才能够放弃那些没有道德的做法，比如在推广广告中添加性暗示。可是在中国，像滴滴这样的无良企业太多了，甚至放眼望去，几乎整个互联网行业全部都是没有道德的企业。这种状况与很多原因有关：最重要的是法制缺失导致的没有惩罚机制。公司内部从最底层的产品经理到高层的决策者，在考虑业务的时候不会把“道德”这个变量加进去，所以才会有滴滴那些约炮广告，或者腾讯阿里这样的抄袭者。最近欧洲颁布了更为严厉的保护消费者隐私的 GDPR。我的邮箱从二月份起就一直收到各种公司更新隐私条款的轰炸。然而没有一封来自中国的公司。一种原因是中国的公司没有欧洲业务，另一种原因是它可能不太在乎告诉用户关于隐私条款的事情。另一方面是应试教育带来的道德教育缺失，导致很多代中国人在成长过程中没有受到一些最基本的道德教育。遇到一个好的老师或者班主任是幸事，但是却没有一个机制确保学生总是遇到好的老师。